要把完善产权制度作为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，补齐短板、完善法治，持续加强产权保护，稳定长远预期。
单独考察国内需求和国内供给，则国内需求小于国内供给。这一差额就是进出口差额，2018年出口17.6万亿元，进口16.9万亿元，出口大于进口0.7万亿元。
生产税净额是分配给政府的，是政府征收的各种税费扣除对企业的生产补贴后的差额。因服务业中批发零售、交通运输仓储邮政、住宿餐饮三个行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都是下降的，所以重点考察其他服务业的变化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，要在部分卡脖子领域实现自立自强，也不是什么技术和产品都要自己干、从头干。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行业，用于政府消费的占98.8%，用于居民消费和投资的均为0，用于出口的占0.2%，可以定义为政府消费型行业。我国市场空间广阔、产业门类齐全、劳动力充裕、储蓄率高、制度优势明显，有条件实现年均4.73%的增长，但要把潜在增长变成现实，需要做出一些改变，最主要的就是改变旧发展格局。
出口形势好，可能就会转化成出口型行业。这些产品主要是用于消费的。第二个约束条件，目前我国人均GDP才1万美元，欧盟国家是3-4万美元，我们已经定了一个目标，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3-4万美元，也就是达到中等收入国家人均水平，到2050年的时候要达到前沿发达国家的水平，6万美元左右。
谈一个大家讨论较多的问题，就是在碳中和的背景之下，中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绿色转型问题，对此我简要地谈三个方面的问题。所以，中国其实是广义上的绿色发展，碳排放只是其中一个问题。最近我们也在做碳账户的研究，把刚才讲的几个因素放一起做成了一个资产负债表，可以建立起各级政府，包括国家、省、市、区，每个企业和每个人的碳和绿色的责任账户，这样我们就明确了责任，为下一步开展市场交易，推动减碳打下较好的基础。中国的优势在于，有利于形成商业模式。
比如汽车，发达国家每千人车辆的保有量中，美国是845辆，欧盟是423辆，日本是575辆，中国目前才173辆。欧美国家早就开始推动碳排放市场，到现在为止，还是自愿的。
在这两个约束条件之下，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少吃草、少排放，甚至零排放。目前光伏发电的成本已降低了80%，充电成本降低了30-40%，光伏发电的成本已经和传统燃煤发电的成本可竞争了。中国在这种情况下要有一个绿色发展的微观基础，推动碳中和，得建立碳账户。第一，高技术含量和高生产率，技术水平一定要排在前面的;第二，少排放或者零排放;第三，与传统企业相比，具有低成本竞争力，这三个目标要同时实现。
这样看来是否会比较悲观，但其实是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问题。只有确定责任以后，交易才能活跃起来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欧美国家也是采取这样的办法。广义上来讲，除了碳之外，其他污染物、生态修复、经济增长，这几个因素也要建立绿色责任账户，目的是界定产权和责任。
绿色技术和以前的技术有什么区别?我想提出三个目标。所以，我们目前包括减排，包括绿色发展，基本上靠的是政策推动和道德感召。
讲碳中和、讲绿色发展，界定责任了以后，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世界就很清洁。大家都有一个说法，30、60既是挑战也是机遇，怎么理解?从挑战来讲，有两个约束条件。
什么叫做绿色技术创新?从现在开始，所有的技术首先需要符合绿色标准，不符合绿色标准，创新出来以后是不合格的。有些地方政府总想有所作为，那么就要有些理由，现在减碳已经成为理由，但这并不是最终的方式。中国是一个超大型经济体，人均GDP1万美元发展阶段，在碳中和目标巨大压力之下，仍要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，这在发达国家行列未有先例。这种办法有优点，行动比较快，短期之内也能见效。这些年国内搞了不少碳排放交易市场，但业务开展得并不理想。绿色发展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，或者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公益慈善事业，缺少可持续的机制。
但存在的问题是，指标的分配可能不够公平合理，搭便车问题，权衡性较差等等。我们现在面临严峻的挑战，可选择的空间很窄，且面临着较大的不确定性。
这样从历史跨度看，绿色转型的成本相对较低，发达国家为了造汽油车，所有的投资都用完了，重置成本或者沉没成本很高，我们提前转型了，这部分成本可以比较低。一是中国作为后来者，既有短板，也有优势，因为还有相当多的产品没有达到历史需求峰值，发达国家是达到峰值以后才开始转型，我们还没有达到峰值就开始转型，可以直接用绿色产品来替代。
当然我们还有时间，但在碳达峰前，排放增加的空间并不大，最多10%，否则下一步碳中和难度就会增加。原因在于光靠自愿减排很难持续。
我做一个比喻，绿色发展目前仍然是挂在空中的一个美丽风筝，看起来很美，但是根基不牢固。特别是要防止一个取向，尽管减少碳排放是件好事，但也容易滥用，成为行政干预的借口，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影响正常生活的运行。现在绿色转型是一个换赛道的新机遇，中国有成本优势、需求优势，再加上技术，已经有相当的技术积累，中国的技术企业也将更多的去争取创新。但是，若让人均GDP停留在1万美元，这条路我们肯定不愿去走。
发达国家如英国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碳达峰的，德国是在70年代末，美国是在2007年。本来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传统发展道路，就是高碳排放下实现较高的增长。
假定未来我国达到400辆水平，还有230辆左右的增长空间。碳达峰没有减碳的压力，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，比如服务业比重提高或新节能技术的应用，碳达峰自然会出现。
碳排放问题在发达国家比较突出，因为他们环境较好，污染问题也解决了，经济高速增长也过去了，现在低速增长，和中国的情况并不一样。讲绿色转型、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转型，从根本上来说，需要靠一套新的绿色技术来驱动，需要大规模系统性的换技术。
中国最近提出要实现碳中和的目标，各个方面已经开始行动，但采取的还是老办法，基本上是采取行政手段来实施，从上到下层层分解任务目标。第一个约束条件，现在中国人均碳排放达到7吨以上，超过了英国、法国等欧洲国家公共产权制度缺位也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严重。公共资源全民所有制异化为地方所有制、部门所有制，造成国家所有权虚置。
国有资源出让流转不规范，一些部门、企业或个人结为利益共同体，以打着市场化、招商引资、企业改制等旗号，或通过定向招标等手段，获得了资源与机会，支配了大量的土地、矿产、金融等资源，进而获取大量财富。我国贫富差距过大，不能简单归因于市场竞争，公共资源可获得性的不平等，公共生产要素的不合理分配，成为我国财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主要根源之一。
自然资源管理体制的改革呈现碎片化与多轨制。构建产权清晰、权责明确、保护严格、流转顺畅、监管有效、分配规范的公共产权制度势在必行 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公共资源处于无序和失控状态，其国家所有实则名存实亡，所有者权益以及制度设计的初衷无法体现。
如果将环境治理、生态恢复等外部性成本考虑在内，很多资源开采是不经济的、破坏性的、掠夺性的。公共资源配置的市场化，是全民共享机制建立的基础。